非洲淘金的中国老板：他们的孩子怎么样了？

走，去非洲！

在企业出海的浪潮下，大量中国人前往非洲国家淘金、创业，进而成为非洲华商群体的一员。他们与改革开放之前通过各种途径前往非洲的香港、台湾、澳门及其他华商群体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能够利用中国与非洲不断互补的经贸关系、日益紧密的中非政治关系等来开展经商创业活动，故而他们又被学界称之为非洲新华商。

从1980年到2000年，诸多新华商通过企业外派、多重跨国流动等方式找到了非洲市场，随即便开始了他们在非洲国家的创业梦想之旅，并通过链式迁移的方式把家乡的亲朋好友都带到了非洲，进而形成了著名的侨乡，如福建的福清、浙江的青田等地。

然而，正当这些新华商在非洲“闷声发大财”之际，他们的子女教育与成长问题成为了困扰他们出海的现实难题之一，其中突出的表现在：非洲国家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子女语言不通与跨文化技能部族、自身对经济利益的专注导致无暇顾及子女等，这些因素的叠加使他们无法在照顾子女与专注经济利益之间找到平衡。

对此，不少新华商的选择是将子女留在中国，这能使他们暂时专注于在非洲创业。然而，随着对家庭生活的重新认识、国内“留守儿童”问题的凸显，越来越多的新华商选择将子女带到身边，安排他们上非洲当地的国际学校。据了解，目前在坦桑尼亚、喀麦隆、乌干达、尼日利亚等国学习生活的非洲华商子女已接近华商群体的10%比例，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

那么，不远万里来到非洲的华商“二代”在当地的社交状况如何？他们又面临怎样的社交困境？产生的原因机制是什么？如何引导他们融入中非友好合作大局？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加强中非青年交流、推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增进中非友谊等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对此，本文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非洲经商创业的新华商子女（下称华商“二代”）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对坦桑尼亚、喀麦隆、乌干达、尼日利亚、赞比亚、加纳等国的30位华商“二代”及其父母的访谈资料分析（其中，华商“二代”20人，新华商父母10人），探讨非洲在非洲学习生活3年以上的华商“二代”在非洲国家的社交困境及其原因机制，并提出相应的思考与展望等，为引导他们融入中非合作大局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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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流动”下

复杂多变的学习与生活环境

全球化时代，虽然频繁的跨国活动给移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但不以永久定居为目的的迁移行为却总是伴随着自己及家人的颠沛流离。作为成年人的移民为了经济利益尚且能忍受这种颠沛流离，但作为他们的子女们却未必有着同样的忍耐力，尤其是年纪尚轻的移民“二代”们。

作为从经济水平、基础设施条件等相对较好的中国迁移到经济相对欠发达的非洲国家的移民的亲属，非洲华商“二代”在陌生的非洲国家学习与生活实际上展示了一种无奈之举，主要原因在于非洲国家的医疗与教育水平与中国存在差距，加上国内留守儿童问题的不断涌现，导致不少新华商不得不将他们的子女带在身边，以为实现家庭团圆与兼顾在非洲的事业。如此一来，处在非洲陌生环境的非洲华商“二代”们就不得不与当地社群接触，这进而面对复杂多变的学习与生存环境。

“在这边（坦桑尼亚）做生意，之所以把小孩带过来，是因为家里没人带，老人也老了，在这边没有中文国际学校，只能去欧美人开的国际学校上学，由于小孩子英语也不好，刚去的那几年，学习成绩都是垫底的，也很少与当地人交朋友，所以小孩子刚开始适应这边的学习生活有点困难……后来过了几年，小孩英语好了一点，其他学习成绩虽然也比以前好一点，但还是很一般，而且他们仍然无法交到很多当地朋友。”

可见，面对不得不在当地学校及其他公共场合与当地人互动的情况，非洲华商“二代”集中表现在：学习跟不上、缺乏当地朋友、无法与当地人正常沟通交流等。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非洲特殊的社会生活环境，加上他们语言能力的不足，使他们无法与当地人快速建构关系网络，形成亲密互动关系。

同时，本文的多数受访者及非洲华商表达了非洲治安与社会环境令人担忧的现状。例如，在喀麦隆、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曾出现多起华商父母所雇佣的当地员工（司机、保姆等）绑架、伤害其子女的案件，这让非洲华商“二代”们更害怕与当地人接触。

对此，多数华商“二代”除了在学校、餐厅等必要的场所与当地人接触外，他们大多选择与当地其他中国同龄人形成亲密的社交关系，进而形成同族裔的“小圈子”，在满足情感社交需求的同时，又能够避免与当地社群接触和互动可能带来的不适和跨文化伤害。

在此背景下，非洲华商“二代”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交模式：一是与同族裔社群成员的主动社交，这是他们在非洲能够维持基本社交活动的重要模式，也是他们避免跨文化接触带来的不适和伤害的重要渠道；二是在陌生场所与非洲当地社群的被动社交模式，主要是为了应对基本生存与学习，他们由于缺乏语言技能与跨文化接触技巧，导致他们在与非洲当地社群接触与互动时总是容易产生各种问题。例如，语言不通使他们在当地国际学校的学习成绩除了数学外大多垫底，缺乏跨文化技能的他们始终无法与当地学生打成一片，进而使他们在学校被孤立，这些都体现了非洲华商“二代”们社交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对他们在非洲的学习与成长极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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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父辈跨国创业重塑的家庭生活

非洲华商“二代”的父母多为辗转万里到达非洲经商创业的新华商，其家庭环境充斥着浓厚的商业气息，并且多数华商“二代”的家庭经济水平因跨国创业而得到了提升，使他们虽然历经颠沛流离，但其家庭经济地位则相对于多数非洲人而言较高。

对此，为了弥补远距离迁移产生的颠沛流离而带来愧疚，作为父母的非洲华商们大多对其“二代”的经济投入相对较高，包括送他们子女到当地最好的国际学校、为他们聘请各种家庭教师对他们进行学业辅导、聘请保姆与保安对他们进行生活上的保障等。

然而，专注于经商创业的非洲新华商父母们却较少关注子女们的日常社交活动，使他们在子女教育方面较多关注物质层面而忽略精神层面，导致他们在与子女的沟通中容易产生摩擦，尤其是当他们的子女正处于青春叛逆期，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其在应对外来压力时缺少家庭支持。

例如，每当华商“二代”在与当地人互动与接触受挫回到家庭之时，作为子女的华商“二代”更需要的是来自父母的关心，但由于他们父母更关注事业发展及家庭安全保障，对他们的内心活动关注较少，在陌生异质性的环境中缺少更多的沟通渠道，让这些华商“二代”们感到越来越大的难以言说的环境压力。这种在异质环境下的家庭生活并不能给予华商“二代”们很温馨的成长环境，反而让他们与父母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来越遥远。

“我在非洲学习有6年了，家里条件也还不错，但是由于父母比较忙，我有什么事情都很少跟父母讲，尤其是我父亲太忙了，偶尔会跟妈妈讲。上学期间，家里给的零花钱都是很 多的，但平时父母对我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关注不多，除非有时候（我）跟当地同学打架了， 他们就会来处理，这时候就会更关注一下我的情况了。但是平时的话，我都是跟这边和我一 起的中国同学交流比较多。”

可见，由于非洲特殊的异质性环境以及新华商自身具有较强的商业性特点，使得他们平时疏于与子女的沟通交流，最终导致他们代际关系趋于紧张，并让非洲华商“二代”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此背景下，多数非洲华商“二代”开始更多地寻求与中国同龄人的沟通，由此使他们与同龄中国人之间形成了同族裔的小圈子，以此来规避家庭代际关系紧张带来的压力与不适。

此外，由于多数非洲华商“二代”的父母自身教育背景不佳，使他们对子女的培养缺乏先进的教育理念，导致他们对子女的未来安排缺乏相应的规划。

调研发现，多数非洲华商“二代”的父母都倾向于让他们的子女接受完义务教育后复制自己的经商创业模式，让他们在非洲经商做生意，当然也有少部分家庭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前往条件更好的欧美、香港或返回内地接受高等教育。

“孩子的爸爸希望他高中毕业后在这边随便上个大学，然后毕业后就接班，继续在这边做生意。我呢，其实很希望他能够好好学习，成绩好一点的话送他回内地或香港上大学，但是在这边由于他的英语一直都不太好，我们也给他请过英语老师，但是就是学不会，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很可能按照他爸爸给他设定的道路往下走了。”

非洲华商“二代”未来接替父母在非洲继续打拼的情况较为普遍，原因在于多数非洲新华商自身及其子女受家庭、家乡环境影响，认为读更多的书是为了挣更多的钱，但非洲新华商自身的经历则代表了一种不用读很多书亦能实现经济地位提升的路径。

因而在华商父母的带动下，不少非洲华商“二代”在高中毕业后开始复制父母在非洲的经商创业模式，希望跟他们的父母一样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地位提升。

当然，也有少部分新华商家长受传统读书观念的影响，极力地供子女上学，哪怕代价昂贵也无怨无悔。在受访的华商家长中，就有受访者提出为了给子女去欧美上学，他每年花费超50万人民币的学杂费、生活费的情形，但类似的案例则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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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技能不足带来的不适与冲击

相关的研究表明，移民跨文化互动技能的高低对他们建立和拓展关系网络、避免跨文化冲突具有重要作用。而作为非洲华商“二代”，由于父母对他们跨文化技能培养的忽视，加上他们从小缺乏跨文化交往训练，导致他们大多数人在跨文化交往方面极度缺乏相关技能，进而使他们面临着诸多跨文化冲突。

一方面，非洲华商“二代”在赴非之前缺乏相应的语言与跨文化交往技能培训，导致他们对当地语言、文化、规范等了解不多，使他们在学校、体育场等场所与他人进行跨文化互动时容易引发冲突，进而给他们自身及父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许多华商“二代”受访者表示，由于他们父母本身的教育背景不佳、跨文化接触技能亦不多，所以从小到大很少有人指导他们跨文化交际方面的知识，尽管当地国际学校有类似课程，但语言不通的他们却无法掌握其中精髓，容易与他人产生冲突。

“当时我上初二，离我从中国到这边（喀麦隆）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也懂得了我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学校里我是尽量不去惹事的，可是当时有个同学，因为问我要吃的我没给他，他就用不好听的称呼辱骂我和我爸妈，当时我不知道是啥意思，后来问了别人后，我心想着骂我可以，骂我爸妈绝对不行，所以我当时就跟他打了起来，当时没有人帮我，反倒有人拉偏架，但是我并不怕，后来他们看我那么厉害，就没人再敢骂我。”

可见，由于自身语言能力不足、跨文化接触技能欠缺，使得非洲华商“二代”们在当地无法正确处理跨文化冲突。主要体现在他们不知道如何与文化的“他者”进行正确互动以及如何正确表达自身的想法等，尤其是语言能力的不足让他们无法与当地人沟通交流。这些情况使他们较难与当地人形成良好的跨文化互动，进而阻碍了他们与当地同龄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可能，成为他们在非洲当地面临的主要社交障碍所在。

另一方面，非洲华商“二代”在初次从事商业活动与当地人交往互动之时也容易面临跨文化交往困境。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非洲的陌生环境、非洲当地人行事风格不了解等，导致他们在初次经商创业之时不知道如何正确处理与当地人的纠纷与矛盾，容易产生各种跨文化劳资冲突与纠纷。对此，他们的父母长辈就成为了帮助他们适应当地营商环境、解决创业问题的重要依靠。

“我当时也是刚出来自己单干嘛，货源、店铺都是父母帮我搞好了，我只要在那里负责销售就行了。但有一次发现当地员工偷我的货物私自拿去卖，当时我就火来了，拿起棍子就朝那个偷货的员工打去，打了很久，后来有人报警了。警察来了，二话不说，先把我铐起来，我当时很气愤，明明是他偷我的货，干嘛不抓他而抓我。警察说，不论他偷你什么，你打人就不对，所幸当时父母过来处理了这件事。”

上述的案例表明，非洲华商“二代”缺乏对非洲文化、当地人行事风格以及当地法律的知识储备，导致他们面临不必要的跨文化冲突与纠纷。

事实上，不仅是非洲华商“二代”，也有诸多非洲华商、新华商在处理与当地人的关系之时存在各种问题，进而使他们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与磨难。尤其是在处理劳资关系问题方面，包括非洲华商“二代”在内的不少非洲华商都面临着如何与当地人构建相互容忍、互利共赢关系等问题。

对此，非洲华商“二代”仍需向他们的父母及其他前辈学习，才能在非洲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实现社交能力的成长，进而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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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非洲华商“二代”

社交状况的思考与展望

在跨国家、跨文化背景的移民语境下，作为移民二代的非洲华商“二代”在非洲当地建立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充满了障碍与挑战。如何改善非洲华商“二代”的社交状况，帮助他们走出社交困境，就成为了当前摆在华商“二代”及他们父母面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应当整合中国与非洲国家政府资源，调动企业、社团组织等各方面的力量，加强对非洲华商“二代”的关心与支持，为改善他们在非洲当地的社交困境提供多种支持与帮助。

首先，应加强对非洲华商“二代”的理解与支持。长期以来，非洲华商“二代”由于总体上数量有限，使得他们经常被政府、学界等看作同一类群体，导致他们与父母之间的差异性被忽略，使得各方无法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对此，国家在出台中非青年交流相关政策之时，可以通过非洲国家的使领馆、华侨商会、协会等机构的召集，优先将非洲华商“二代”囊括进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的未来属于年轻一代，全球青年有理想、有担当，人类就有希望，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就有源源不绝的强大力量。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青年，而非洲华商“二代”作为中非青年交流的生力军，理应将他们囊括进中非青年交流机制中来，包括中非青年联欢节、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非洲人才计划等均应有他们的身影，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中非民心相通、青年心连心。

此外，在开展中非青年交流活动之时，完全可以考虑将活动舞台设在非洲华商“二代”群体规模较大的国家。这样既能贴近非洲又可以聆听中非青年在交流中的实际需求，并且也可以增加非洲华商“二代”在与当地人进行跨文化社交的机会，丰富他们的跨文化互动经验。

此外，中国驻非洲机构、企业以及华侨社团、协会等应当加强对非洲华商“二代”的支持与关怀，让他们从小感受到中非合作的成果以及作为中华儿女的自豪与骄傲。

当前，来自福建、浙江沿海侨乡的非洲华侨同乡会、社团等对非洲华商“二代”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助力他们尽快复制长辈的经商创业模式，对他们的教育方面亦是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但对于促进中非青年交流方面的举措则并不多。

对此，我们在非洲华商“二代”规模较大的国家完全可以成立关心下一代委员会或中非青年交流协会，中国驻非洲使领馆、中资企业及相关机构应为该委员会或协会的运作提供支持。

例如，可以组织非洲华商“二代”及相关非洲青年群体前往中国援建非洲的基础设施参观，包括中国企业援建的众多非洲国家的体育馆、桥梁、机场以及公路、铁路等，让他们真实感受中非合作的成果，促进他们中非友好的意识，进而培养他们与当地人进行跨文化互动的能力等。

其次，强化对非洲华商“二代”的跨文化技能培训。跨文化技能主要指在跨文化交际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基于跨文化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有效、恰当的沟通能力。受教育背景、个人人力资本限制，许多非洲华商及其子女大多未接受过正规有效的跨文化技能培训，导致他们与非洲当地人交往的过程中均容易产生社交困境，而处于青少年时期的非洲华商“二代”们面临的跨文化社交困境则更为突出。因而根据非洲华商“二代”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当地文化知识学习、提升沟通能力，加强对他们的跨文化技能培训等就显得尤为必要。

对此，有条件的国家可通过非洲当地的华人学校、中国文化中心或孔子学院开设相关跨文化技能提升课程的方式，定期给非洲华商新“二代”及其父母进行跨文化技能培训，缺乏相关条件的非洲国家可以通过非洲华商“二代”父母所在的商会、社团、协会，邀请来自中国的专家学者来给他们进行跨文化技能培训，使非洲华商“二代”能够在无语言障碍的情况下快速获得相关跨文化知识。

此外，由于非洲的特殊环境，还应在安全保障方面加强对非洲华商“二代”的培训，例如定期开展安全讲座、强化安全防范举措等。总体来看，对非洲华商“二代”的跨文化技能培训应与中非文化交往、非洲社会环境结合起来，才能使他们在提升跨文化技能的同时又能加强自身安全防范意识。

此外，作为非洲父母的非洲华商一方面可以多带子女见识非洲当地的风土人情，了解当地各方面环境，熟悉当地文化氛围。另一方面还可以多给他们讲述中非友好交往的相关故事，让他们成为中非友好交流的“小天使”。

据了解，有不少非洲华商在给子女取名字时添加“非洲特色”，此时作为父母的非洲华商就非常有必要向他们讲述名字的由来，让他们了解自己学习生活的土地。例如，居住在坦桑尼亚的新华商周先生，在给子女取名字时就融合了当地元素，男孩取名为蒙坦，女孩取名为童妮，这种做法使他们的子女更能加深对当地的印象，并让他们在非洲与当地人互动之时获得亲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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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强化对非洲华商新“二代”父母的教育理念引导。作为非洲华商“二代”的父母，他们迁移到非洲主要是基于商业目的而非要在非洲定居，当然不排除他们最终也可能会定居，但基于经济因素的新华商无疑对市场机会更加敏感，对可用资源的调用更加娴熟，相对而言对适应和认同等融入非洲本地社群的问题关注较少，这些特点对他们在子女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尤其是在对他们的子女未来发展道路选择等方面影响巨大。

对此，应加强对非洲华商“二代”父母的教育理念引导，提升他们在子女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发展规划等方面的能力，进而避免非洲华商“二代”因家庭关系紧张而陷入跨文化社交困境。对此，诸多非洲华商“二代”的父母表示，由于自己的教育背景不佳，他们大多会通过与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亲朋好友讨教先进教育理念，探索子女未来发展的最佳道路，实在别无选择之时才会让他们的子女跟随他们一起在非洲经商创业。

当前，已有不少非洲华商“二代”的父母意识到在非洲特殊的环境下子女成长面临着诸多困难，他们一方面不断追求经济利润，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改进与子女沟通交流的方式，为他们的子女发展殚精竭虑。

例如，在尼日利亚从事家装行业的唐先生，在意识到孩子出现叛逆心理后，他就在工作之余与许多朋友一起探讨孩子未来出路问题，并改变了以往在与孩子沟通过程中较为强势的做法，倾听孩子的内心想法，并与孩子一起努力解决成长中遇到的问题。

可见，出于对非洲的生存环境以及自身教育能力的评估，非洲华商“二代”的父母会尽力为他们的子女谋取一个好出路，实在没有选择之时才会让子女留在非洲复制自己的经商创业模式。同时，不少非洲华商“二代”受访者亦表示，与父母沟通交流是解决他们在学习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因而他们与父母的关系将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在非洲社交困境的处理。

通过分析非洲华商“二代”在当地面临社交困境，可知他们在非洲国家面临着人身安全、代际关系紧张、发展道路单一以及由于跨文化技能不足引发的跨文化冲突等困境，这些困境来源于非洲国家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自身颠沛流离的家庭环境以及个人跨文化交往能力不足等方面。由于非洲华商“二代”自身跨文化技能及语言能力的不足，使他们大多采取与同族裔群体互动与接触的主动社交行为模式，进而形成族裔社交“小圈子”，降低学习与生活的不确定性成为了他们在非洲复杂环境下的首要选择。

因此，有必要加强对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强化对他们的跨文化技能培训，增强对他们父母教育理念的引导，在提升他们跨文化互动能力的同时，又能培育他们的中非友好合作意识，为培养建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接班人奠定良好的基础。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非洲国家不断出台有利于中非青年交流的政策举措，加上中国在非企业、华侨社团协会等为非洲华商“二代”健康成长提供的诸多帮助，使他们能够融入到中非友好与合作交流的大局中来。这表明，非洲华商“二代”的健康成长不仅需要他们自身能力的提升、家庭环境的熏陶，更需要移出国与移居国两地的制度政策加以健康引导，展示了“南—南”移民“二代”在移居国成长发展具有多种可能的事实。

本文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移民作为理性的个体，他们的社会经济行动总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这显示了移民的跨文化社交活动形态与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相关性，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选择。

* 文｜温国砫/ 南京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数字社会发展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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